从传媒道德明星看传媒人的从业道德

从传媒道德明星看传媒人的从业道德

对比中西方传媒,一个重大的区别是,西方传媒中活跃的是某一个行业的专业人士评论员,行业专家。就行论事,极少见到有情绪性的言论,克鲁格曼先生算是经常丢粗的块头了,但是逻辑严密观点声明前后呼应,虽然不是张五常先生翻本本可以句句找到的经典,但是仍然没有超出就事论事的范筹。冲张五常和中国的国产的政治学家搞经济的打哑迷的水平,克氏水平低听不懂,抛一句“ignorance idiots”,尽管让张教授很不中听而暴跳;不过,这是克鲁格曼的顶格丢粗了了,对比上次克中国行一周咱国专家的表现,“ignorance idiots”,笔者觉得不算太出格。

而中国的传媒,特点就是极少行业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全是一些不懂行业常识的文科八股高手,最擅长以中国式诡辩掉书包的大段文字,抒发忧国忧民就他自已最高尚的无私爱国情怀!这些八股高手之中有出名的如刘仰,孔庆东,也有不太出名的“司马平邦”,……,有疑似右派,更多是实测的老左。大体上可以看出,都跑不出4.5种正统道德先生的分范围。笔者还有一样奇怪的就是,这些高手好象近来都挺喜欢写小说的;这世道里小说真的那么好卖?

其中张宏良先生是乌有之乡出名的背毛语录的良心人士,时寒冰先生是一位以挑战茅于轼的“廉租房”道德水平而出名的,带有明显民粹倾向的道德明星。对比这两位的文章,有什么异和同?听说时先生还写了一本书怎么办,不知比不高兴,或者比货币战争,有没有跳出其中的道德阴谋论的圈子?不妨看看,尝试将张宏良的毛语录,和时先生的民粹口号这些虚的话,全部过滤掉;再看看两者的观点和论证手法,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假如时先生的民粹色彩浓厚的文章配上张宏良的毛语录,是否天衣无缝?是否都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阴谋论声讨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否都回避了体制内外的矛盾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否都以媚俗民粹的手法,迎合着小农意识均贫富的渲泄?是否都是道德说教还是道德标榜?有没有遵守人权呢?契约呢?文章中有没有体现,穷人的人权是人权,富人的人权不是人权吗?中产阶级的人权呢?是要区别对待,搞毛主义式的厚黑合纵连横?……,全都成八股了!

张宏良先生是一个坏人吗?那要看“好人”和“坏人”的定义。笔者估计,在生活中此人很可能和蔼可亲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马上认定此人就是坏人,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张宏良捧毛选,而是因为张反对“人权”,也反对毛灾的历史事实。张是要取消所有人的权力,否认历史事实,目的居然只是为了他的论据两个凡是的“毛主义的品牌永垂不臭”。连人的权力的反对的,说是为了“人”好;这就象一个人告诉你一套长命百岁的养生办法,证明的方式是要先杀了你。(笑笑)。

对时寒冰先生笔者一直很矛盾。因为笔者知道,要求一个传媒人完全掌握社会经济学和科学知识是很难的;要求一个文科人士掌握行业专业内容也不容易。而一个传媒人能够有社会责任感是很好的,那么,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又没有社会常识的的传媒人,也不能够让他改行,对不对?这种矛盾并不仅仅是出现在时寒冰先生的身上,也出现在几乎所有中国文科传媒人的身上,象牛刀先生的经济学常识,确实令人扼腕;又或者象熊飞骏先生,建议应该向萧瀚教授提高一下法学水平。

设想一下,假如张宏良或者时寒冰先生因为道德明星相十足,当了中国领导人,除了象毛泽东变上帝以前,都是“良心大大地好了”,象王莽那样好心办坏事的可能性有多大?科学是道德吗?科学治国还是道德治国吗?科学治国依靠的难道不是行业专家的专业技能吗?用道德理由去“争”治国的行政权,道德吗?

这类传媒人的大善,很有可能无意之中成为好心办坏事的大恶,那么,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呢?从《道德明星》到《行业专家》几篇文章开始,再到大学无书;及科学的真理标准系列,笔者一直在寻找这一平衡点。最后找到了,人权!这恰恰就是普世的价值观!人权作为社会问题的绝对的真理标准,同时将自已的言论理解成“虚拟的行动”,不要侵犯他人的人权利益。

专业知识还需要学,“尊重人权原则”学来并不难!传媒人可以用零度报道(评论)的方式远离道德理由,明确自已所代言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产权观点,处处以人权产权归属的清晰作为是非标准,责问公共行业专家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道德理由。不需要不懂装懂装权威,实事求事,自然不需要一副权威的假面具;错了就改了也不会丢面子。也就不必象N代宗师一样,脸子上挂不下来就暴跳如雷,只因,不必再靠脸子“权威”吃崇拜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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