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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篇文章《中国历史，走在道德内战的消亡路上》,和《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中，我们“争得”了对历史认识的“自由“，“人权”。尽管专制主义者，对于我等小民会思考，感受到无比的恐惧，我们却觉得挺爽的。在谈明末辽东战争前，首先谈谈中国历史过程中，装载辽东战争的大框架，对明朝和辽东战争，才会有大致的价值定位。不至于几百年后，还为某些小事扼腕痛惜，徒失理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打秦始皇统一进步以后，历史是曲折前进着，先后出现过10－15次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性锐减。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是其中的一次，数量上少于蒙古对北中国的屠杀，也少于毛泽东的其中一次历史功绩，比例上少于汉末三国初期，只是其中的一次。清朝在对关内征服的过程中，使用不付军饷的汉降军为先锋攻城掠地，以“放赏”为酬劳，对南方汉族人民，造成惨重的损失。这种政策，造成了包括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在内的屠城惨剧。在扬州十日之中，接受反人类罪审判的，包括清方主将多铎，也同样包括明方的史可法，相反，“汉奸”洪承畴减少了扬州军民的伤亡。但是，在历史上，屠城不是清朝一家做过，少数民族和汉族两两之间，包括汉族对汉族这间，全做过这等缺德事。即使是毛泽东时期，以及毛泽东认祖归宗的那个太平天国，对某一阶层的同胞做灭绝性的大屠杀，死人也不比几个清朝屠城来得仁慈半分。屠城都是罪恶，不应否认，也不必突出其中的某一次。目的，是让那些“50步笑100步”的道德伪君子先滚蛋，少拿明末清初的残酷搞煽情。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库。
明末清初最惨酷的屠杀，发生在汉族的张献忠屠川。张献忠屠蜀，有人证有物证，还是外国传教士证人。说屠川所为者是清军镇压四川军民的反抗，除了一块不知是谁的石碑，举不出其他例子。只能说，“清朝的记录全是谎言”，然后反问一句“如果张献忠屠川，四川抗清为什么坚持了20年？”，这个理由实在牵强。我所知至少贵州苗疆，坚持抗明清两朝中央顶了300年，三大征之一的杨应龙，就是苗疆。大概四川无论如何屠，人口总还多于贵州，抗清20年，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何况20年中间还颇多水分。
好了，现在可以总结这一段论点。明末清初的“亡天下”，所亡者，超越前代，主要是文化服饰方面的亡。但就汉族地位上的亡，还是比宋亡于元时，要优待一点。许多人，其实是把宋亡于元后的汉人待遇，用到了明亡于清上去了。明末清初的战争惨酷人口死亡，既有满清贵族的杰作，也不乏彼代毛泽东起义领袖们的功劳，一大半的屠杀战功，倒应该算到前明原来的爱国愤青，后来的统一汉奸身上的汉降军身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罪行，时代的罪行。但是因为清朝是最后的胜利者，就把罪过统统归于满族，那么，国共内战的死难者，外加抗战死难者，是不是全都算到GCD的头上？
另外一些人，则强调“清朝的明史刻意贬低明朝”，因此清朝正史都不可信，只有明粉袁黑的野史可信，《窃明》这种小说可信。（搞笑）。本博对此的看法是，历朝贬低前朝抬高自已，已经是国史惯例。清朝未必在明史里贬低明朝，抬高自已倒是会的。事实上，清这样的封建皇朝，强调“正统”。而清制本身，除增加了满人特权外，几乎复制了明朝。贬低明朝，也就是贬低清朝自已。从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度，清朝没有必要贬低明朝。相信，明朝作为否定宋朝宽容，强化专制集权的目的，倒是有着充分的贬低宋朝的动机。最大的证据，就是宋朝的一对“忠奸”典型，主战主和“善恶绝对化”的道德塑造。岳飞和秦桧。本博在岳秦上，持岳是民族英雄，秦桧，更加是历史有功之人的立场。清朝或者会贬低明朝，但一定比不上明朝贬低宋朝，也比不上今红朝之贬低民国，或今红朝之贬低清朝。说今朝仍是满人当朝，又是明粉袁黑之流的搞笑。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爱戴、爱国、正人君子，今红朝之历史道德教科书里的自鸦片战争后的“满清汉奸卖国贼”，每一个都比今天的脑残愤青强一百倍。他们成了今天教科书里的“汉奸卖国贼”，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生在清朝，今天需要拿他们作伐。就象袁黑们，需要拿袁崇焕作伐，以证他们自已的崇高。
至于说到明朝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草包小人郭沫若这种谎言，居然还有人当真。他还说过罗马帝国是“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奴隶社会在战国就消失，硬是用“马列历史观”，用人为的奴隶制度为分界线，让中国领先地中海社会800年。郭小人却忘记了，直到民国结束，中国还有卖身奴隶，而罗马，早就公元前 300年，就消除了债务奴隶。那是不是罗马比中国领先2400年呢？要说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那是轮不上它的。规模化的非农经济活动，唐汉就已经有了。唐长安，高力士就经营了两家水磨坊，唐松江，规模上百人的纺织坊，丝坊，陶坊，铁工，都已经有所记载，那又算不算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呢？最有资格的，应该是宋朝。明末为了筹辽饷，居然在白银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近百年的陶丝制品出口），也筹不齐500万两军银，以至朝庭破产，被后金取代。宋朝秦桧半壁江山，却能恢复到年入亿贯，（相当于一亿两白银）。无论是经济的宽容度，富裕程度，规模经济，外贸规模，明朝都不能与宋朝相比。事实上，明朝实行的，是与西班牙帝国非常类似的打击国内工商业，以避免形成可能危及中央封建集权的社会工商阶层的政策。这种政策，自明太祖起，就已经执行了三百年，最终在明朝形成了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小自耕农社会，毛泽东理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就是明朝！这样的朝代，会自然演变到资本主义？有人会说到张居正。张居正的整个新政是什么？一条鞭法！是围绕着农业税收的，还是为了工商业发展的？
声称是“大汉族主义”的那些明粉垃圾，扬明抑清的同时，也同样贬低同是汉族的宋朝。这那里是扬汉，根本上就是扬专制，扬愤青。无视民众生命，任何时侯慷他人性命之慨的无赖行径，他们称之为骨气。一已之私，置整个民族于危难的，称之为大义。袁黑明粉，同时也就是毛教徒，并非完全偶然。当“明朝如果不亡，就会资本主义萌芽成大树”成了“绝对真理”时，袁黑也就理直气壮的问罪于古人，宏扬着他们自修自改的“传统文化”，复明旧制，以种种方式反对中国融入世界民主的潮流。要全面肯定明朝，也就要让明朝专制的受害者，在道德上成为“阻碍明帝国统一地球”的罪人。这就是恶毒攻击汉民族英雄袁崇焕，将其树立为典型，这股现实逆流的来由。袁黑之流，身上那里还有半点正气？袁黑丑剧自2000年后突然出现，其中一个原因，说不定，还与一个现代朱姓皇室的历史罪人当权，有着千丝百缕的关系。
宋朝比明朝更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机会。明亡清兴，只不过是朱代表变成了满代表，谈不上进步，也算不上倒退，更说不上是胡汉联合侵略者中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演化。如果说蒙元灭宋中断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倒也还有几分相似。但也已经不尽然了，因为，自从王安石变法后，宋朝已经开始从一个宽容民粹的朝代，向明清这类理教文官支持下的君主专制政权转变。反倒是，金朝入侵，金灭北宋，中断了宋朝直接转变成专制落后的明朝的过程。南宋理教开始盛行，正是为明朝的理教文官集团君主制度在中国建立绝对统治，所作的思想准备。同样可以认为，蒙元灭宋，所中断的，是宋转变成明式专制皇朝的过程，而不是，中断了宋变成日不落帝国的过程。
这里再次重申本博在以前博文中已经表达过的一种观念：象荷英美这样的成功故事，只是历史的偶然。从埃及开始，世界上多个农业专制帝国，达到了它地理上的极限后，并不是以马克思假设的那样“不停进步，曲折地前进”。大多数情况下，是象埃及、印度、波斯、西藏、中国、日本、印加、俄国等等无数，在被荷英美现代共和国思想“灼伤”以前，”TIME MEANS LITTLE”,停滞不前，直至最后在自然灾害的压迫下从地球上消失，才是这些文明真正的自然发展途径。由此可见，宋朝亡于蒙古元朝，过程非常惨酷，但是，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明朝亡于清朝，也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反，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辛丑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希望，才是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外来事件。
王安石变法，笔者将它视为千年中国下降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相对应的前一个转折点，则是汉武帝的盐铁论国家专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在这两个异曲同工这妙的“变法下”，生根发芽。到1990s，在一个朱姓皇室成员，仿照这两次变法，搞了第三次“强干弱枝”的改革，在标榜自已是世纪大清官的同时，他的儿子，借由涉外金融垄断财团势力，成了中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他的“改革”，与民争利，把GOV的财政当成了中国的经济，当成了先进性的象征，而把民众的损失，加罪于“市场化”，以便，对普通百姓作进一步的掠夺。
相对自王安石变法到辛丑战争整个中国步步强化专制统治的历史过程，最后被荷美英的文明优势击破迷梦。明朝一家一姓是如何被清朝另一家另一姓取代，实在是小事一桩，黄仁宇、阎崇年、查良镛等赞美万历的养身之道，天启的木匠天才，崇祯从事网特盖世太保的职业天份，也就不见得是多么见不得人的好事，何必，怕它们传之千古？明朝过分强化专制，君权至上。以至于死了两千年的孟子说了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朱狗皇帝，就要撤了孟子祭位。可以说，朱家众多狗皇帝，腐败天才的临场发挥，是一点顾忌也没有的。或者，这就是“清朝皇帝的平均质量比明朝高得多”的原因吧？清朝皇室的自卑，没有那么意识到自已可以随意杀人的刀剑，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更担心放手汉族文官集团分享皇权，会让爱新觉罗氏过早成为“外国君主”，这也是清朝皇帝比较勤政，后宫女人也比较少、皇室开支远小于明朝的一个原因。
在宋朝清专制帝国发展史中，明末亡于清其中一个小浪花。并没有改变中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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