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道德不能凌驾于法律

为什么道德不能凌驾于法律？
法律为什么要保护“公认民愤极大的坏人”？
法律为什么要惩罚“公认的正义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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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茉莉开花的季节，花粉会让部分同志过敏。因此疫期不宜对利比亚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作意识形态上的解读，而应该作为法理法学的现实课题，作建设性的（如构建国际联邦）或民主法治上的考究。民主如果真的是一种双赢普惠的制度，就一定不是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民主利益的参与下”，才能让民主进程的社会成本和效益最优化。

因此基于信仰的原因，与茉莉开花过敏症作正面冲突，既无意义也无好处。作为某些正义人士的个人爱好，虽无不可，但为大家伙的健康着想，还是建议从实体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上，去看待利比亚事件的有关方面。利比亚战争中美英法等国非法越权行为，与国内的打黑正义一样，都涉及到一项法学上最基本的原则：“对某一公认（民愤极大）的坏人，是否还需要法律程序”。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卡梅伦和萨科齐就不说他们了），反反复复只是说“卡扎菲是独裁的，人人都知道他是坏的，所以卡扎菲是该打的”；那些大脑里缺乏法治观念的民主斗士们，也为国际打黑英雄辩护，反反复复地“听说卡扎菲真的坏的，也许他是真的很块的，美英法是替天行道”……，——>请问如果美英法的行动是合法的，为什么还要念叨卡扎菲是好是坏？难道是……心虚？

你的法律可能也是我的法律，假如我们之间定过称为“法律”的契约的话；但你的道德就肯定不是我的道德，尽管你我对某些问题，可能有共同的看法。所以在法律有效的情况，就不能再把自已个人的道德标准，凌驾在法律之上。在法律面前，请道德走开，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否则，就是犯法，在政治上，就称为政变。国际上的契约，包括彼此的条约，也包括联合国宪章和与宪章不抵触的各项决议。

在基督教传统文化中，有着与中国孔儒国学一样的愚昧，那就是总是把个人信仰中的“圣经”加以神圣化，置于公共的法律之上，因此而坚称，“法律不有违背公共的道德”。基督教人士也象孔儒卫道士一样，坚称“法律的基础是道德”——>他们指的是信仰；而且是指基督教的信仰；也坚称“法律的背后有公同的道德”，——>他们指的是圣经！《圣经》如果凌驾于法律，就称为“政教合一”。

这些基督教道德人士，似乎没有明白路德宗教改革，改的是什么信仰；“如果圣经是法律的标准，欧洲为什么不直接用圣经作为法律”？按新教的解释，大概是“圣经在不同的人的理解中，可以有不同的解义”。圣经是凡人与“上帝的契约”，尚且可以因为不同的信徒而有不同的解义，那么在完全不同信仰的人之间，又如何能避免“谁主张谁维护”，最终以彼此厮杀的存亡胜败定正义呢？

道德之所以不能代替法律，就在于道德的执行是开放性的，单方面解释的（又称为专制，人治）是直到“道德执法人”的司法能力破产为止；而法律之区别于道德，是因为法律是对具体行为的尽可能精确的名词解释，是通过精确定义保证“围绕司法目的的司法成本是收敛的”，如果在执行者（包括公众的监督）看来名词解释仍然不清楚，就意味着司法成本是不确定的。此法律无效，这就称疑罪从无。

“对某一公认的坏人，是否还需要法律程序”，问题就出在“公认的标准”，如果不是根据法律，那将是什么？基于“某种道德意义上的正义”——>这就是暴政！此类误解令道德正义人士，不由自主的认为法律是保护了“民愤极大的罪犯”。为什么不想想，如果“民愤极大的人”的人权也得到依法保护，世界还有人权被公共暴力侵犯吗？反之，连违法的正义大英雄也被绳之于法，何愁不能法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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